到了1999年，这世纪之交的关口，河坊村的土地上已经很难再觅得黍子、芝麻这类传统农作物的踪迹了，高粱和花生成了田埂和树林间的点缀，曾经平分天下的谷子的红薯也都被挤到了地势崎岖不平、车辆不易进出的边角地带了。
取而代之的，是漫山遍野的桃林和杏林，铺天盖地的黄瓜和豆角。
从今年开始，西瓜似乎成了村民们种植的新宠，四处生根发芽，遍地开花结果，以它独有的甘甜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
事实上，村里要想再找个打谷用的扇车都难了，以前种地用的农具如“犁”、“耙”、“种施”等等，都被扔在了各家各户院子的墙角里，经历着风吹霜打日晒雨淋，很快就朽烂了。躺在打谷场边的碌碡，有的好几年都没有挪过地方了，周边儿长起了恣意蔓延的杂草，杂草中还开出了几朵或红的，或黄的，恰似有人祭奠在墓碑前的野花。
河坊村以前的农业经济是典型的靠天吃饭。谷子红薯一旦生了根，就不需要再费太多的心思，锄草是主要的工作。
地里虽然有成群的麻雀飞来飞去，也有大量的蚂蚱跳跃其间，却并不会给庄稼带来太大的破坏。蚂蚱也许会咬伤一些禾苗，可它们还是以吃野草为主；至于麻雀，它们自然会偷嘴啄食一些谷子和高粱，可它们更喜欢吃田里的蚂蚱，蚂蚱毕竟是肉啊，这是大自然给它们提供的最好的食物，就连小孩子们也喜欢捉来胖而凶的蚂蚱烧着吃。蝲蛄确实会咬坏庄稼的根苗，可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多少也起到了给田地松土的作用，这和蚯蚓的作用是一样的。土拨鼠挺讨人厌的，能在地里面钻出很深很长的洞，不仅会伤害庄稼的根，严重的还会田地塌陷。可土拨鼠的数量毕竟也十分的少，酿不成什么大的灾害。至于那些蜘蛛、小蜥蜴、蜈蚣、水牛牛、马莲虫、荆壳郎、蝈蝈、刀螂、蜗牛、蜻蜓以及在晚上如精灵一般游荡的萤火虫，就更是乡野风景的一种点缀了，对庄稼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坏处。
还有许许多多连在村里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都叫不上名来的虫儿，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展示着这看似平常的大地下所潜藏的生机与活力。
要是在某一堆高挑而茂盛的杂草间看到一窝三五只毛羽未丰的鸟儿或者小野兔，那就更不足为奇了。
要是让玉盈碰上这样的事，他不会像其他顽皮的孩子一样把这些妈妈不在身边的鸟儿和兔儿据为己有，只是激动地看两眼，然后四下望望，警觉地拢一拢周围的野草，把它们盖得更隐秘一点儿，不让那些狠心的人们发现。
玉盈知道这些鸟儿兔儿的妈妈肯定是出去觅食了，生性善良的他对小动物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怜爱，别的小孩子把没有生存能力的小动物当成玩具折磨致死的那种事情，玉盈是从来都下不了手的。他哪怕只是想起这样的事情来，也会感到痛心。
不过，无论怎样，乡村的大地上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生于自然，也死于自然，源于自然，又归于自然。生，生得活力四射；死，死得浑然天成。乡村的大地，本就是一个万物竞生的乐园。
可是现在土地上种的农作物变了，以前是粮食种植独霸天下，现在是瓜果梨桃竞艳争辉，生产作业的方式自然也就与以前大不相同了。
瓜果蔬菜的一大特点就是容易遭受病虫害，对自然食物链中的不利因素抵抗能力较差，所以农药的使用便开始大行其道。
为了尽可能地从源头上杜绝病虫害，在春风还未吹起势头，果芽刚刚从隆冬的沉睡中苏醒、萌而待发的时候，就要预防性地给果树喷洒具有强大杀伤作用的硫黄，目的是把藏在树芽里的害虫扼杀在摇篮里。
于是一到春天，各家各户都给果树喷硫黄。先把硫黄稀释在水里，用喷雾器喷在果树上。硫黄粘着在果树上，满树的绿色，没有喷到位的地方依旧露出果树原有的灰色，就像西方国家万圣节里人们那些搞怪的装扮。大量的硫黄被吹散在空气中，到处都飘散着刺鼻的硫黄味儿。
这还只是果树在四季当中的第一次杀菌，自此以后，从果树开花到果子成熟，还要视情给果树喷洒七八次，严重的时候甚至十几次的农药。
农药和硫黄一样，不仅落在树上，还会大量地散播在空气中。随着科技的发展，农药的品种越来越多，杀伤力也越来越强。
可是害虫也严格遵守着大自然“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存法则，经过农药的轮番杀缴之后，抗药性弱的害虫被杀死了，抗药性强的害虫却却获得了充裕的资源，大量地繁殖起来。结果就是害虫越来越不容易被灭除。
原先的农药没了效果，市场上就又出现了新的农药，可农药的研发进度却总是比害虫的进化慢半拍，总是在新的农药面市后不久，田里就又繁殖起了抗药性更强的害虫。
除了虫害，果树病害里的各种病原菌，也莫不遵从此规律，最终陷入了此消彼长、无法休止的恶性循环，谁也无从得知这个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最终将会把人类带到哪里去。
除了给果树防虫治病的农药之外，专门用于除草的药剂也开始流行起来。除草剂的问市，让农田的除草工作既高效又省力，很难在田野里找到一片不受沾染的草地了。
除草剂的使用，也毒死了草地里活蹦乱跳的蚂蚱。小时候那种用狗尾巴草捉蚂蚱，回家在灶台里烧着吃的美味，越来越奢侈，渐渐成了玉盈生活中永远难忘的、不可寻回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