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了1997年，河坊村的气候似乎越来越令人捉摸不透了。夏天偶尔也会降一场连天的大雨，可更多的是持续半月二十天滴水不落，似火的骄阳肆无忌惮地烧烤着大地，路面经常被晒得泥干土燥，一踏上去就尘土飞扬——天气越来越旱了。
村北的小河和村西的大河都缩水严重，如果太长时间不下雨，村北的小河就像是几泊水连成的湖泊，几乎看不出水在流了，只在有些水浅而河道又窄的地方，露出了河底的沙石，涓细的水流从石块间淌过，只有在看到水面上旋出几丝细细的波纹的时候，才让人觉出这水是活的。
河道两岸原先长在水下的水草，如今也已有部分露出水面来，在烈日的烤晒下显得无精打采，有气无力地平趴在地上，仿佛伸着脖子要努力地去探吸那日渐干涸的河水。
河水缩减了，青蛙的生存环境也变差了。蛙的数量已显然不如往年那般多，产的卵也不再成片成片地遮住河面，而只是零星地挂在露出水面的水草之间，随时都有可能随着河水的进一步缩减而直接“登陆”，最终被骄阳晒干在龟裂的河岸边。那种在暴雨之后，犹如大合唱般响彻整个村子的蛙鸣，已经很难再听见。
即便偶得一场大雨，蛙鸣声再起，声势也大不如前。在连续干旱的日子里，数量日益减少的蛙似乎是因为缺水而觉得口干舌噪，躲在溪边潮湿的蛙洞里，连一声也懒的叫出声了。它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叫得那么放肆。
天气的转旱还体现在村里的几口水井里。最开始，村南面的一口水井先干了。大队部前面槐树底下的那口井里的水也越来越少，辘轳上的井绳越放越长，到后来铁皮水桶下得太快时都能听到桶撞到井底石头的声音，打上来的水也只有半桶了，里面还掺着沙子。
到了1998年的夏天，村里几乎所有的水井都干涸了。这些水井大都有了六七十年的历史，槐树底下的那口老井更是有了上百年的光景，就在这世纪之交的前几个年头陆陆续续、莫名其妙地干涸了，干得那么快，像一颗颗急速逝去的流星，都来不及让人反应，光辉就已经彻底地消失在了历史深邃的长空里。
水井干了，村里乡亲们的生活吃水就成了问题。村长和村支书在村南那口进刚刚干涸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他们给乡里打报告，希望乡里能帮助村里打井。
可是不光河坊村如此，气候的干旱让附近的村落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乡里财力有限，左支右绌，顾此失彼，不能面面俱到地给所有村子都解决问题。于是乡里就又把问题反映到县里，县里拨下了扶贫款，在村北最低洼的地方打出了一口深水井，井水很足，是地下天然的山泉。
村委会又发动村民在村东的高岗上建起了一座水塔，村里人集资定做了埋于地下的塑料输水管路，用电水泵把水汲到水塔上，再用管路把水引到村里的大街小巷、各家各户的院子里。
就这样，在降水越来越少、天气越来越旱的形势下，河坊村历史性地第一次吃上了自来水。
香港回归以后，无疑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人民的生活变化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百姓们的生活好了，小康社会的口号也提得越来越响亮，目标越来越清晰。
在河坊村的街巷里，许多人家的墙壁上都修上了小黑板，上面赫然写着有关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现状以及时间预期等等，还有以填满了各种数据的表格形式呈现出来的“河坊村小康规划”，全都是用细软的毛笔醮着白油漆，写在了漆黑了的水泥墙面上。
一律标准的宋体字，既清楚又漂亮，仿佛把河坊村未来几年、十几年的发展形势都预测好了，人们只要是按部就班地，勤勉不懈地抓生产、搞建设，小康社会就会稳扎稳打一步步地朝人们走来。这一切看上去就叫人提气，河坊村里的百姓们觉得生活越来越有希望了。
天气越来越旱，有时春耕赶不上下雨，种红薯就得运水来插秧，这时候就更加体现了三轮车的价值。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家买了三轮车，天不下雨，就用三轮车拉上一个与车身一样大小的铁桶，从村北或村西的河里灌上水，运到地里。刨好苗坑以后，用小水桶往坑里倒上水再插秧，也能保证秧苗能活下来。
这两年，种植传统粮食作物的经济效益每况愈下，瓜果梨桃和新鲜蔬菜的市场需求空前提高。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大众的生活观念自然就发生了变化。
困难时期，粮食紧缺，人们就以吃饱肚子为首要目标。甚至连勉强吃饱饭都是奢求。可现在条件好了，科学常识也比以前更加普及了，人们就懂得了要从瓜果蔬菜中摄取营养，蔬菜成了饭桌上的重头戏，以前所谓的“主食”倒成了“配角”了。
尤其是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优秀科学家们，大幅度地提升了中国的粮食产量，解放出了大量的土地来满足人们日益挑剔的口味，从而深刻地改变着乡村农业的经济结构。
地处华北平原、太行山麓的普通农庄河坊村，自然也难逆潮流，深受影响。
在这种形势下，再加之这些年盛夏时节的雨水越来越少，谷子和红薯这类靠天气出产量的庄稼种植范围自然大大缩减了，而相对耐旱、经济效益又好的桃林和杏林却一年比一年多，迎合大众口味和市场需求的蔬菜种植也是异军突起、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