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玉盈左顾右盼，不住地回头，嘴里还不识闲儿地念叨着看到的一切文字和标语。他就像是一只饥饿的鸟儿，不肯放过可能触及的每一粒粮食。
而何远山却又前所未有地陷入了沉思。这一切，让他想到了当初玉盈刚刚上学时的情景。
玉盈上学那年，村里人乡亲们都送自己的孩子入幼儿园，无非是嫌孩子大了，难以管教了，把他们送进学校，既可以让孩子们有个玩伴，也可以让老师代为看管，自己图个省心。至于能让孩子学多少文化，倒也未必有多大指望。国家的高考恢复了那么多年了，也没见河坊村正儿巴经地出个大学生。
即便有像赵兴水这样脑袋聪明的好苗子，也因为家里穷，终究难逃世世代代耕作于田的命运。在村里做老百姓，那点识文断字儿的功夫也未必能派上什么用场。当初何远山也不例外，对玉盈的学业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
可玉盈才来北京的第一天，何远山就被儿子那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深深地触动了。他突然意识到，当初玉盈哭着闹着要拉他去学校报名，也许是有原因的。玉盈大概是从心底渴望上学，这是一个孩子内心的自然流露。
何远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些稀奇古怪、胡思乱想的想法，也理不太清这是些什么想法。他一个习惯了干苦力的庄稼人，以前还从没有如此细腻地考虑过这样的事情。
但他能理清楚的是：他应该把儿子的学业放在心上，无论如何也不能打击了儿子那颗求知的心。他也不一定非要儿子能有什么“金榜题名”的成就，只当是满足儿子最起码的需求，以不至于将来因自己的疏忽而悔恨。
他就像是一个随性而散慢惯了的老农，突然有了人生的目标和生活的支撑，开始认真伺弄起自己田里快被野草荒芜掉的庄稼来。
回到蘑菇棚，方平早已把饭准备好了。玉盈迫不及待地要把一早上的见闻说给妈妈听，边啃着馒头边说个不停，舌头和馒头在嘴里搅在一起倒不过弯儿来。到最后噎着了拿水住下顶，憋得两个脸蛋儿通红通红的，何远山和方平一边劝他慢点儿说，一边儿相互看看，禁不住笑了起来。
其实现在已经是蘑菇产销的旺季，不仅蘑菇产量多，而且由于到了年跟儿价格也高，是何远山夫妻俩最忙的时候。这是方平根据前两年的经验，特意把今年进京的时间往后推了推，以赶上春节这个中国人舍得花钱的日子，多赚些钱回去。反正在乡下老家冬天也是无所事事，过年干脆就留在北京，算不上什么损失，顺便也可以体验一下首都的城里人是怎么过年的。
何远山和妻子方平每日奔走于蘑菇大棚和农贸市场之间，根本无暇顾及玉盈，玉盈就和附近居民区的小孩子们整日地玩耍。除了北京当地的孩子，也有像玉盈一样从外地随着父母进京来的孩子。
这附近种蘑菇的外地人很多，紧挨着玉盈家的蘑菇棚就是一户来自承德的三十多岁的夫妻，男人姓高，也种蘑菇。平日里，何远山一家和这些做同样营生的外地人既是竞争的对手，又是互助的邻里。何远山今年把种植规模扩大了一倍，没有找人合伙，自家单独租了一间大棚。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对于为了生计而来到北京打拼的外地人来说，这句话就更是至理名言了。
高氏夫妻也有一个小儿子，比玉盈大两岁，名叫高屿。玉盈、高屿和一个旁边民宅里叫王灿灿的十二岁的小男孩儿经常在一起玩儿，很快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尤其是玉盈和高屿，由于同是外地来的孩子，正值寒假不用上学，又同样没有爸爸妈妈的照看，几乎天天拴在一起玩儿，形影不离。
王灿灿是北京人，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祖祖辈辈好几代人都生活在这一带了，虽然偶尔有搬迁过，可每次都没有搬得太远。王灿灿则更是从一出生就生活在旁边的这个小区。
按理说城里的孩子和乡下孩子几乎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很难有什么共同语言。可王灿灿却偏偏是个对乡下生活充满兴趣的孩子。所以，他喜欢和玉盈、高屿这样的外地孩子交朋友。他听玉盈和高屿讲乡下的故事，听得很有兴致；他也经常会讲一些北京城里的故事给玉盈和高屿听，玉盈和高屿也是听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
玉盈和高屿每天就只在蘑菇棚附近游玩。在爸爸妈妈的三令五申下，他们都不敢走得太远，怕迷了路回不来。他们听爸爸妈妈说，外面可能会遇到坏人，如里被坏人抓了去，就会被卖到很多远很远的地方去，再也回不来了。
所以，玉盈和同样是第一年进京来的高屿都对爸爸妈妈的话言听计从，不敢走出周围五百米以外。
可自从两人结识了王灿灿以后，情况就不同了。王灿灿是当地人，对附近的情况很熟悉。他每天坐公交车去三公里之外的学校上学，都是自己一个人去的，从来不用父母接送。
当爸爸妈妈去菜场的时候，玉盈和高屿就让王灿灿带他们去远处川流不息的大街上玩。有几次，他们甚至走一路走到了王灿灿念书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