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亲眼目睹了临高的舰队进驻高雄之后，这种狂妄的想法马上就消失了。等到郑芝龙覆灭的消息由派驻在漳州湾的商务员特罗德纽斯带回大员之后，他马上就开始考虑如何为公司保住大员了――当然不是通过武力。
尽管热兰遮城堡依然在继续兴建中――毕竟公司已经为城堡投入了大笔资金，不可能半途而废，而且主持营建工程总是一件有油水的事情――总督阁下对增强大员防御的事情已经完全不感兴趣，大致是公司指示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原本对大员有着很大威胁，经常在城外“出草”、“猎头”的土人们在经历了几次和澳洲人冲突之后，现在也很少在大员附近出现了。结果就是从大员到高雄的陆路也变得安全起来，澳洲人甚至毫不在乎的开始在两地之间修筑一条道路。
在一次喝多了澳洲人的朗姆酒的酒会上，他冲着大员的驻军司令亨利希?魏登费勒上尉喊道：“您以为大员还在公司的手里是靠了您手下那四百个拿火绳枪的病痨鬼吗？不，我们还能待在这里纯粹是因为澳洲人的仁慈！”
的确，从双方的交往来看，澳洲人对大员的荷兰人毫无恶意，而且堪称善意十足：荷兰人不仅可以到高雄采购各种新鲜的食物来补充匮乏的给养――还能买到各种消遣品：雪茄、酒类和饮料。如果愿意出大价钱的话，还能买到消暑的冰块。以至于巴达维亚方面认为无需再向大员运送补给品，除了火药和枪炮之外，高雄“什么都买得到”。腾出的舱位可以运输更多的贸易商品去交易。
结果就是荷兰人愈来愈依赖高雄的物资供应，渐渐的大员的荷兰人穿上了高雄被服厂制作的用输入的荷兰麻布缝制的汗衫、衬衣和长裤，穿着临高制造的藤制凉鞋，戴着藤编的凉盔，这些比荷兰人原本累赘又闷热的衣服更适合福尔摩沙的气候。荷兰人也大量饮用起临高出品的朗姆酒、盐汽水和格瓦斯来。
不但大部分给养从高雄购买，连修船也到高雄的修船厂--那里有大型的干船坞，还有重型吊车。修理维护几艘荷兰圆船不在话下。
至于大员的水手和士兵，只要他们能守规矩也可以随意进出高雄的商业区消遣娱乐，比起简陋的热兰遮城堡下的商业区，毫无疑问是高雄的商业区有更多的选择。如果他们生病了，只要他们愿意，还可以在当地接受中国医生的治疗，比起浑身臭烘烘的德国医生，高雄那边的中国大夫的药物和针刺疗法来得更有效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