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敬服张道长的医术和道行，儒士对于道教的轻视是深入骨子里的。庄谦或许对救了自己一命的张应宸视为地行仙人，但是那些听闻过他的传闻的乡绅而言，张应宸无非就是个有异术的方士。有求于张道长的时候，这些乡绅老爷也肯于拉下名教中人的脸皮，左一个仙师，右一个真人地奉承着。然而内心而言，其态度也无非是嘉靖帝与陶仲文模式的大明乡村版本。每次和这些乡绅往还的时候，都让张应宸不得不想起那位正在杭州享受他土法提纯的吗啡而欲仙欲死的老不修劣绅。
这种技术知识分子与儒家知识分子的对立在明代可说是登峰造极，见多了大明士绅这种骨子里的傲慢的张应宸很多时候也必须赞成斯巴达克团的社刊《赤旗》里喊出的“把落后士绅全部洗一遍然后丢到东南亚改良人种”的激进口号有其合理性。但是，统一战线的工作也必须做，就算培养不出带路党，能影响出一些开明士绅，对日后的大陆攻略也是有好处的。
相比之下，还是乡绅们的妻妾对新道教来得更为虔诚。看来，妇女工作要常抓不懈才行。
这些日子以来，他四处奔走，为缙绅大户治病从不收钱，只请他们“随缘乐捐”，请他们捐助粮食、砖瓦、柴炭。布匹和中药材，收到的捐纳全部用在救济难民上，自己不用分文。除了要扩大收容难民的规模之外，主要还是要给自己尽快的涂抹上一层“道德高洁”的“真人”光环。
靠着沂州当地缙绅们的“随缘善助”――其中主要是庄家的赞助，加上马三畏的“乐捐”，他用难民作为劳动力，以工代赈的扩建了“慈济堂”难民营，建造了第二道土围子，对原来的土坯草房进行了翻建：盖起了砖瓦结构的仓库、办公场所和卫生所，自然也少不得元老院从来就不惜工本的厕所和浴室－－善众们由此知道盗道长对个人清洁十分看重。
他还给难民营围墙添加了砖砌的角楼和门楼，提高了防御等级。在庄家的支持下“办了团”，拉起一支一百多人的乡勇――用来打仗不成，站岗放哨抵御小股流寇土匪还是不成问题的。
“慈济堂”虽然是庄家等一批缙绅和他合办的，这些缙绅虽然都挂了“善董”的名衔，但是并不具体理事，庄家也只派了一个管事来――这管事也是他的信徒，所以收容救济难民的工作进行的很是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