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就是社会活动家们，看到了李宾言如此暴行，派兵抓人，必然要想办法去鸣冤，所以「自发」的聚集在一起，然后为这些被抓捕的人「诣阙鸣冤」，也自然会有人找到李宾言「痛陈利害」！
等到这些啸聚之人越来越多，事情越闹越大的时候，陛下只能杀掉李宾言去平息民愤，否则就只能派出大军进剿平定民愤。
公车诣阙上书，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行为。
李宾言并不是很在意，他事情很多，没工夫跟这些社会活动家们闲扯淡。
在大明，社会活动家，就是各种诗社的笔正和诗豪。
大明的科举是一项很重要的国策，为了应对科举，会形成种种诗社，比如长洲社、凤阳社、汝安社等等，这些社往往带有很多地方特点。
这也是大明乡党结党的重要途径。
凤阳诗社的十四位笔正《布仁行惠议》，要求朝廷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割让大同、宣府两镇，换回太上皇朱祁镇。
而大明精锐刚刚折戟，应该答应瓦剌人的要求，不兴刀兵，给以岁赐。
换回太上皇，立刻南迁，方能避免亡国之乱。
当初那十四位笔正以「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愿以身为草荐，任人寝处其上，溲溺其上，而无怨言」的大意志请求陛下议和。
朱祁钰在打完京师之战之后，就满足了十四位笔正的奇怪要求。
这些诗社平时都是怎么组织社会活动的？
蛊惑人心、组织暴乱、冲击衙门、纵火烧城。
李宾言懒得管他们，让他们自己折腾就是，闹得大了，杀了便是。
李宾言抓捕奸商的奏疏、袁彬万里追魂的奏疏，一起送入了京师，当然还有费亦应投献用的题本，也一并送入了京师。
朱祁钰看着李宾言的奏疏和费亦应的题本，社会活动家，大明是从来不缺少这种人的。
在万历年间，这种社会活动家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比如《五人墓碑记》，其目的是抗税。
万历年间，祖宗之法已经被破坏的一干二净，凿山伐石之禁彻底成了一纸空文。
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展开了全面的反攻倒算，废了考成法之后，内帑国帑日益空虚，三大征哪一次不是穷尽内帑、国帑？
万历皇帝派出了税监，在要道设立抽分所，开始抽分矿监。
轰轰烈烈的民间抗税开始了。
最先开始的是葛贤，这位主儿，将皇帝的太监孙隆六七名党羽，悉数溺毙于河中，火烧杨莘、纵火烧毁丁元复等的住宅，包围税监衙门，并要求停止征税。
而后是西安门外朝天阙，万千窑民哭诉税监横征暴敛，不恤民力，万历最后不得不收回了卢沟桥抽分所的矿监了事。
之后就是赫赫有名的苏州五子的《五人墓碑记》了。
抗税风波，一直持续到了清初，批评家金圣叹的借着顺治皇帝驾崩，联合数百位士子到孔庙，悼念刚刚驾崩的鞑清顺治皇帝，会盟抗税，清廷最终把金圣叹一行斩首示众。
清末民初的「大文豪」胡适，将金圣叹哭庙案，盛赞金圣叹为抗清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