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军事上并未战胜日本，只不过是挟同盟国家之胜利聊充战胜国以自慰而已。
——岗村宁次
1945年9月10日南京萨家湾日军总部
刚刚完成受降仪式的何应钦等人来到这里，和岗村宁次等日军高级将领们进行了一次关于反共合作的友好会谈。看着那些情绪低落的日军将领，何应钦更是当众宣布：“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们应该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合作！”公然为这些战败的日军打气，以便于他们更好的投入到配合国军反共的队伍中。
这一番话说得岗村宁次等人是心旷神怡，如沐春风，战败投降的阴霾在他们心中被扫清了不少，也为将来日本右翼势力的崛起奠定了足够的基础——连中国人都不认为日本失败了，日本人们自然有理由认为自己没有被中国人打败，只是败给了美苏。
接着，中秋节那天，为了慰问日军司令部，何应钦专门派人送去两卡车的月饼和一卡车的水果，还派人单独送给岗村宁次两箱香烟和一箱茅台。
10月21日，何应钦又单独宴请了岗村宁次，根据岗村宁次回忆，当时与会的大多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都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会见中大家都是用日语交流，连翻译都省了。席间何应钦更是不谈日本的反省和问罪等问题，而是大谈“……要培育中日合作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下去……自从何认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然而国内情况未能如愿，日军内部，也有不能理解委员长苦心真意之人，才导致逐起战端……”这些，都让岗村宁次感到十分欣慰，也为他后来成为日本右翼的发起人提供了足够的理论支持。
到了12月，蒋介石竟然在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前就亲自来到南京，会见岗村宁次，让后者受宠若惊。
很快，岗村宁次和他手下的参谋就被搬到了鼓楼以西的金银街4号一栋别墅内，成了国军的高级顾问团。解放战争时，这里俨然一副国军总参谋部的状态，各地战报和老蒋的询问络绎不绝——仿佛这些败军之将的日本将领，比国军自己的参谋部更加让蒋介石信任。而这些日军将领们也不断获得国军和共军的第一手情报。
随着二战结束的战犯审判，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给岗村宁次发出了传票。然而却被蒋介石各种推诿，直到法庭解散，也没让岗村宁次出席。接着，1948年8月，国民政府在上海装模作样的对这个在华北大搞三光政策的战犯头子进行了审判，著名律师江一平竟然宣称岗村宁次的做法都是为了保护当地人民，打击走私，对中国人有功无过。而法院也装模作样一番后，让岗村宁次“无罪释放”。
得到消息的共产党异常愤怒，向国民政府发出了通报，声称，向要和谈必须先重新逮捕岗村宁次，交由共产党当局审判。此时蒋介石已经下野，代总统李宗仁对这个鬼子战犯没什么好感，立即签发命令要求重新逮捕岗村宁次。然而命令发到上海，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竟然压住命令不让发，反而暗中协助岗村宁次等上百名战犯乘船回日本。让他们得以最终逃离了中国人民的审判。
岗村宁次回国后，召集那些老部下，成立了日本第一个右翼组织“战友会”，开始在日本宣传右翼，美化侵华战争。
当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岗村宁次还专门从日本聘请这些日军将领组成军官教导团，来帮他训练部队。当时台湾军队中的潜规则是没有经过日军训练团训练的军官无法提升师级军官，为日后台独势力在台军中蔓延打下了基础。
抗战结束还不到一个月，国民党政权的“媚日派”已经疯狂涌现。
1945年9月30日南京新六军新22师66团
“现在，宣布上面的命令！”
团长翟铁看着下面全团所有连级以上的军官，一脸憋屈的拿着一份命令大声朗读道：
“战争已经结束，根据委座‘以德报怨’的精神，现在我们和日军是合作关系，为‘不刺激对方’，现在颁布如下条令……”
话没说完，下面的军官们已经是一片哗然——他们都是从缅甸一路杀回来的，多少兄弟死于日军，可没有高层那些人那样能“脑筋转弯”。
“安静！安静！这TMD又不是我下的命令！是委座的命令！”翟铁恼火的吼道：
“从现在起，对于已经投降缴械的日军，不许称其为俘虏，一律要称为‘徒手官兵’，二，到遣返为止，不得解散日军编制，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改称‘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各地区长官称为‘地区善后联络部长’，要以礼相待，禁止对他们做出伤害，侮辱等行为。违者，军法从事！另外各部要严防共产党，发现共产党人员要立即上报！如遇共产党部队不停指示，可以先行开火！”
听完这些规定，军官们又是一片哗然，杨成峰第一个站起来问道：
“共产党部队的事情先不说，这鬼子俘虏就是俘虏，什么叫徒手官兵？委座怕刺激鬼子，怎么不怕刺激我们？几个月前我们还和共产党部队一起在湘西并肩作战，打鬼子，现在怎么就要和鬼子合作严防共产党了？再说现在不是重庆还在谈判吗？我们怎么就都要先变成皇协军了不成？”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