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子当时非常轰动，还闹到了刑部，判案的官员们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严格按照律法来判，甲的儿子不肯尸检，对官家隐瞒不报，无疑是藐视玩弄官府，这种行为必须严惩。
另一种意见则是觉得甲的儿子为了传宗接代，生下儿子，这才对乙忍气吞声，是孝道的表现，理应从宽处理，可以减免罪行。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大理寺和都察院也纷纷加入了争论，最后还是内阁给出了批示：甲的儿子其情可悯，但其罪也可恶，所以两相折中，杖一百，流放就免了。
在唐泛看来，这件案子就是用孝道来掩盖自己的卑鄙，钻法律空子的典型表现。
因为按照规定，甲的儿子只要在老爹被杀之后马上就杀掉乙的话，本来是可以免罪的，但他没有那么做，反倒拿着乙的钱去享受了几年，然后娶了老婆，生了孩子，这才跑去捅死乙，就说是为父报仇。
刑部和内阁未尝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甲的儿子以孝道来做护身符，明代以孝治天下，如果他们重罚，就与当时的教化不符合，所以朝廷最后选择在律法和情理之间作了一个相对平衡的选择。
但这也直接便宜了甲的儿子。
他原先家贫，全靠了乙赔偿的田地才改善家境，这下人也不用死了，老婆孩子也齐全了，家里也有钱了，还得了一个孝道的好名声，洗刷之前的污名，真是一举数得。
这就折射出了如今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现行律法没有规范得那么仔细的条例上，许多人就有了钻空子的机会，像甲的儿子这种情况绝不在少数，如果当时官府强制要求尸检，那么之后那些事情就全都不会发生。
这个问题不仅唐泛意识到了，同样有许多人意识到了。
像前刑部尚书林聪，董方等人，就明确提出要修改《大明律》，以便适应日益增长的判案需求。
但《大明律》是太、祖皇帝定下的，不是想改就能改的，在太、祖之后，都有不少臣子提出要修改，但每次一有人提出，就会有一大堆言官跳出来以违反祖宗家法的名义弹劾他，久而久之，《大明律》还是那部《大明律》，许多官员在判案过程中没能找到依据，只能按照自己的常识判断来，这就产生了很多冤案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