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与弼立即转入实践之中。
他将蒸汽机研究归纳进入这个理学实践之中。
将蒸汽机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分析蒸汽之理。另外就是应用蒸汽之理，从而行天理以利百姓，行王道。
并发散开来，将这一个理论定为理学的外王之道，只要能穷尽天下所有物质的天理，并践行天理之道，就足够安百姓，定天下，达小康，致大同。
看似吴与弼整个文章之中，并没有很多创见。
不过是将很多已有的东西进行了整合。
但是这种整合颇见功底。
毕竟，儒学之道，是有自己一套话语体系，一套历史语境的，吴与弼将科学实验这些东西，完全的整合到儒学体系之中。
如果没有吴与弼深厚的儒学根底与地位，是根本不可能的。
更不要说，吴与弼更是将三皇五帝很多作用，比如燧火，巢人等作为，归纳入这个体系之中，让这个体系，一下子有了深厚的根底存在。
吴与弼写完这一篇文章，只觉得大汗淋漓，整个人将近虚脱，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暗道：“今日我即便去地下见薛瑄，也可以无愧了。”
当日辟雍之会，薛瑄为卫道而死。吴与弼却没有多开口。非他惧死，而是很多时候，生比死难。
吴与弼这一篇文章，虽然有投皇帝之意的地方，但也直指理学的缺陷所在，理学号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但是对于如何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都有相当的描述，与办法，但是如何治国，平天下却是大有缺陷。
而今他算是补上了这一点。
当然了，他也知道，这其中很多概念都是从皇帝的理念之中截出来的。
只是读书人的事情能叫抄吗？
特别是罢黜百家之后，将别人的理论改头换面为自己所用，已经是很普遍的一家事情了，从这里角度来说，天下文章一大抄，未必不对。
这一篇文章，吴与弼立即将这一篇文章送到了天理报社，立即刊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