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些死性不改、顽皮惯了的学生盼望着梁老师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丢了一开始的那股子认真劲儿。毕竟人心是肉长的，她怎么能那么狠心，总用如此之重的手段对待孩子们呢？在家里，就连自己的爸爸妈妈也很少下得了这么重的手啊。
可是这回他们又错了。三五个星期过去了，梁老师并没有丝毫降低要求的迹象；两个月过去了，中间有个别的学生不信邪，又有几次想挑战梁老师的权威，结果显些被打得皮开肉绽。渐渐地，大家也就都相信了梁老师的决心。她绝对不是五分钟热度，而是铁了心儿地要严厉到底。
后来，也就没人敢故意违抗她的意思，她所带的学生也在她的严厉管教之下，学习成绩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梁老师的不公没有降低要求，反而要求越来越严了。起初只是完不成作业的时候要挨打，到后来连平时上课做错了题、写错了字也要挨打，所以就连聪明好学又听话的玉盈也难逃“打手”的惩罚。时间一长，学生们挨梁老师的打就成了家常便饭。
当然，为了不影响写字，梁老师还是尽量从左手打起，可有些学习能力差的同学要受的罚太多，左手被打得肿胀得厉害，实在不能再打了，也就殃及到了右手。
有些时候，错得多的同学右手被打得连笔都握不住了。
同学们也许都在心中暗暗地抱怨梁老师太过无情，可他们并不知道梁文献心中的挣扎。她是受村长和校长的委托才出来代课的，深知自己的能力有限，生怕由于自己的能力不足而荒废了学生们的学业，最终会误人子弟。
无奈之下，她只能秉持着“严师出高徒”的信条，守住乡亲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把自己的那份不自信，那份对孩子们的爱和责任，全都掩藏在严厉的外表和无情的棍棒之下。她宁愿让这些出身穷苦山村的还不懂事的孩子们暂时误解她，也不愿意由于自己的心慈手软而耽误了孩子们的前程。虽然对于山里的孩子们而言，前程是那么的虚无缥缈和捉摸不定。
从春到夏，又从秋到冬，自从梁文献接管了玉盈所在的年级，半年多过去了。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梁文献不知打折了多少根棍子。那梧桐树枝中间是空的，一根木棍在多次使用之后，就不知在哪个学生的手上会被打得碎开了，或者折断了。可学校的教室前面种满了梧桐树，一根棍子打折了，梁文献出门顺手就可以在树上再折一根下来。有些时候，她一天里就能打折两三根。半年时间里到底打折过多少根棍子，连梁文献自己都记不清了。
玉盈对梁老师的“心狠手辣”也是畏惧有加，可他并不因此记恨他。天生内心细腻的玉盈，从梁老师打同学们时那咬紧的牙和凝重的嘴角上，看到的不光是她的狠，还有她的不忍。也许玉盈是对的，梁文献是女人，也是孩子的母亲，所以她在打孩子们的同时，不可能毫无感觉。棍子打在了孩子们的身上，恐怕也疼在了她自己的心上。
梁文献虽然心狠，可她也曾经犹豫过。她曾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虐待孩子们的嫌疑，是不是自己过高的责任感让孩子们承受了太多不应该承受的体罚？在九十年代，体罚在广大的农村中小学里司空见惯，无可厚非，罚站就是一种最简单也最普遍的体罚措施。
可每当看到孩子们被打得红肿的手，她也不禁怀疑自己做的是不是过了头。在她为此感到极为困惑的那段时间，她多次把自己内心的挣扎向丈夫王明尧倾诉。
王明尧意味深长地对她说：“山村里的孩子要想成器，就要吃比城里孩子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苦。也许有更科学的方法，可是农村的现实状况如此，根据我们的条件、认知和能力，也只能帮助孩子们到这个层次了。穷人不能靠出身，更不能怪出身，所能仰仗的，只有靠自己吃苦，只有这样，农村的孩子才会有希望。做一个严厉的农村教师，你也许会因此而自责，可你永远都不会因此而负罪。”
王明尧的一番话，彻底解开了梁文献的心结，使她把对学生的严厉一如既往地坚持了下去。玉盈也在她的严厉教导下，在一次次的棍棒鞭打之下，在学校教室前梧桐树的陪伴中，在周而复始的四季轮回里，一点一滴地学习着，成长着，收获着，进步着，悲喜交加、忧乐参半地咀嚼着自己难忘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