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大类中，他着重强调的是家庭生产的交换。
比如，一月，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正月，“雨水中，地气上腾，土长冒橛，陈根可拔，可种春麦、瓜、芥、葵、大小葱等。
林木方面，可移竹、桐、松等树；蚕桑加工方面，令女红促织布、令典馈酿春酒、作诸酱等。”
农历二月，阴冻毕释。
春分中，雷且发声，玄鸟巢。可种禾、大豆、苴麻、胡麻、地黄等。
到了农历三月，就“清明谷雨杏花盛了，时雨降，可种胡豆、胡麻。
昏参夕，桑椹赤，可种大豆；三月桃花盛，农人候时而种也，利沟渎。
清明后十日封生姜，至立夏后芽出，可种之……”。
崔寔不迷信，所以他的《四民月令》非常务实。
在写到农田水利方面时，他坚持“人力足以改造自然”的主张，极力称颂“史起引漳水灌邺、李冰凿离堆通三江，秦开郑国，汉作白沟”，主张“崇堤防以御水害”。
这实际上就是与传统思想，即荀况的《天论》一脉相承的反天命观点。
崔寔还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在述正月“陈根可拔”时，他自注“此京师洛阳地区之法，其冀州远郡各以其寒暑早晏，不拘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