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开冻疮膏往手上抹，他看我粗粗潦草地抹了一下，叫我过去：“你那抹管什么用？跟猫舔脸似的，过来。”
我过去，他叫我坐在他身边，把我的手拉过去看，我抽了回去，那冻疮长得很埋汰。他固执地拉过去不让我动。
他沉默地翻着我的手看了一会儿，接过我手里的那盒冻疮膏给我抹，抹得很仔细，小心。
“要新年了，给家里写信没？”他边抹边问我。
“写了，还没寄呢。”每个星期文书会来收一次信，还没到时候。
“都写啥了？不许哭鼻子啊。”
“哭什么鼻子啊？又不是娘们。”我不屑一顾。
“别吹，到过年的时候，看你们哭不哭。”杨东辉挤兑我。
我想起了去年新兵连那个新年，那是哭声一片。想家，太想家了。
“哭啥啊，过年我也不哭。我给家信里都写了，在这儿吃得好，睡得好，还有排长对我好，有什么好哭。”
“排长让你站岗站得满手冻疮，还好。”他说。
我说：“要是这点苦都吃不了，我就不配做你的兵。”
他没说话，抬起头看看我，我想我这个回答一定让他挺感动吧，呵呵。
“今晚上，还是2—4？”过了一会儿，他低声问我。
我点头。
“吃得消吗？”他低沉的声音流露出关切和疼惜，简单的一句话，让我心里都是暖流。
“火力壮，放心吧。”我挺了挺胸膛，有他的关心就足够了。
他看着我，用力拍了拍我，什么也没说。但他想表达的我都懂。他不能给我特殊照顾，他心疼和内疚，也感动我的理解，而我不要让他内疚，因为我也决不会要这种破坏原则的特殊。这些都不需要说出来，我俩之间已经不需要多余的语言，这就是默契。
楼下晚点名了，杨东辉和我一起下楼。走到一半他发现没带哨子，我说我去拿。
他先下去集合队伍了，我返回他的宿舍，四处找了一圈没找到，最后在他被子下看到半截绳子，我一拽，哨子拽出来的同时，另一个东西也从被子下面拽了出来，掉在床下。
我低头一看，是一个已经撕开的信封。信封掉在地上，露出半截信纸，和一张照片的反面。
我捡起了那个信封。
我的动作很慢，仿佛预感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