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再次下诏，允各地上疏言事，指摘新政得失，又于垂拱殿开七日廷议，逐项辨论新政得失，为求公论，太师蔡京避居府中，官家赵佶暂不临朝，由当值起居舍人、起居郎悉予记录，报呈御览。
中国历史上的变法，除了商鞅变法，似乎都陷入了某种魔咒：不是昙花一现，就是反复无常。
这当然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过于强大，也有历史底蕴的惯性带来的思想固化难以改变的缘故。前一条大家都懂，后一条举个简单的例子：清初的留辫与清末的去辫之争。
少年时代学历史，说王安石变法因太过超前，触动守旧派与反对派的利益，没有得到皇帝坚定的支持，才失败，也最终导致北宋灭亡。
又有人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就在于王安石变法与新党，所谓变法，实质为与民争利，初衷为解决三冗问题，最后反而让冗官冗费问题更为严重，百姓也负担更重。南宋一朝君臣主流观点均如此，而后世历史学者汪圣铎等人更直言，王安石这种人只是“财臣，聚敛之臣”，谈不上改革家。
赵佶对经济学一知半解，不过些皮毛罢了，而且在一个历史底蕴深厚，守旧思想严重的社会，突然开展大刀阔虎甚至是超前的改革，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无数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仅靠极个别的人来推动一场引发深刻社会变革的改革，就便是在后来君主独断专制的明朝都举步维艰，难以为继，更遑论君权大受限制的宋朝。
现实就是现实，靠着一点经济常识就幻想能在宋朝旦夕之间大展宏图，不过痴人说梦罢了。
平稳的政治是什么？说穿了，无非就是各个利益体通过不断的调整与交换到达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需要多次反复才能达到。
在和平时期，要骤然进行一场巨大的利益再分配而不引发动荡，是不可能的，即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一旦与大多数官员走到对立面，不说明面上的反对，单单阳奉阴违之下，政令能否畅通，会有几分效果？
历史上，为什么往往朝代新立，政治清明，民众安乐。那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打烂了，既得利益集团不复存在，蛋糕可以重分。统治者为了保住分蛋糕的权力，自然要考虑方方面面，大鱼小鱼虾米都有得吃。
人性是贪婪的，所以有权力分蛋糕的人会不断伸出触手去拨弄别人的蛋糕，然而蛋糕只有那么大，皇帝的不能动，甚至还要多占，那只能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但大鱼又不能将小鱼吃光，因为小鱼也有分蛋糕的权力，所以大家只能去吃没有分配权的虾米。虾米走投无路，只好掀桌子。
历史便是这样的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