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如何处置刘氏父子的问题上，在朝议时却分歧甚大。
赵鼎奏曰：“官家，刘氏父子出身将门世家，所领将率世子多出其门下，若处罚过重，恐军心不稳啊。”
刘仲武、种师道同时出列请罪，直言刘廷庆胆小怕战，善于投机，刘光世贪财好色，驭军无法，西军之时，刘氏父子所领之兵，军纪最为败坏，委实不可委以重任，而自己顾及同袍之情，未向陛下劝谏，是欺君之罪。
赵佶叹了口气，却也知道这事怪不到二位枢相身上。刘延庆父子划归北方战事后，一直驻守河北西路，并无战事。父子二人军中平日里也未有严重违犯军纪之事发生。监军三司每年各有独立报告上奏，尤其是镇抚司的报告是直接交呈自己的。
对于军以上的主官，自己手中其实是有详细的资料的，只是自己总以为自己与过去不一样了，自己掌控下的人事也会随之改变。如今看来，是自己太过自信了。
由三司会签的详细调查报告在第二日便由信鸽传回了枢密院军法司。
刘延庆过于轻敌，未按规定在大军行军时，于四周广派探马，仅于前方遣探马侦知五里，远低于军规所定的十五里，导致未能及时发现右侧渡过易水河的辽军，被辽军轻易拦腰击穿左翼，冲进了中军。
仓促之下，刘延庆自乱阵脚，稍作抵抗后便弃大军先逃，导致中军与左翼先后败逃。
在此战中，神机营与右翼表现突出，临危不乱，组织有度，杀敌英勇，炮军虽然仓促遇敌，丢失了十门火炮，但没有随之溃逃，其后也积极组织抵抗，表现也还不错。正因为这些因素，才保证了大军没有溃散乱象而造成更大的伤亡。
而在三司执行军法时，也的确出现了赵鼎所担心的事情。
赵佶在思考了一夜之后，于次日复召二院宰执在睿思殿商议此事。
第三日，赵佶下诏，刘延庆一路宋军暂由于此战有大功的第七军军将杨平节制，固守容城。调姚平仲为北方战区副都元帅，调刘锜前往容城接任刘延庆之职。刘延庆父子因轻敌畏战、丧师败军之罪由监军三司共同监送京城，由陛下问罪。
在刘法亲自现身压场的情形下，刘延庆的部属旧将不得不接受了现实。
至于军心还可不可用，就看刘锜的手腕了。
而首战的意外失利，让本来就担心北军战力的赵佶更加不安。
赵佶亲自书写了一幅字赐给刘法，上书：知耻而后勇。
刘法将这幅字裱好后，挂在了都元帅府正厅主位之后的壁墙之上，以此警醒激励北军将领。
赵佶下诏奖功罚过，此战有功将士皆有封赏，第七军军将杨平预授易州防御使之职，赏银千贯。而刘法与种师道、刘仲武因用人不当，知情不报被斥诫，罚俸三月。
按照军纪，刘延庆其罪当斩，刘光世夺职下狱三年。
赵佶因刘延庆最后阻止哗变有功，免其死罪，不顾群臣反对，将父子二人夺职入大理寺狱。
消息传至容城，刘延庆旧将刘贵率部下千余人哗变，被刘锜及时发觉镇压，被诛杀者百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