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的输液，住院期间的波折，转氨酶迟迟不见下降，先生心急如焚，这才有了吃“单氏中药”的念头，他怎么可能会想到，这一试，会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
先生平时很精明，但到了关键时刻常犯糊涂。第二次做海扶刀，主任拂袖而去，换病房里的小医生操作，他忍着剧痛配合，其实，他完全可以拒绝，等下次让主任操作。
中山医院的医生本不打算粒子植入与微波消融和介入治疗一起做，他在手术室里要求一起做。医生分开做自有其道理，病人要求做，当然也不会拒绝……
这些都是事后我才得知，我觉得先生好糊涂，也许我不是病人，无从体验他当时的心境。
整理先生的遗物，无意中翻到先生每二年做一次甲胎蛋白的检测报告。这些他都是自己悄悄地在做，我对此却一无所知。
奇怪的是最后一次检查报告日期是2016年，却怎么也翻不到2018年的检测报告。我再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悲伤“老公，如果你2018年去检测了，也许是早期，就有救了呀！为什么你没有去检测呢?……”
由于悲伤，哭得人晕乎乎的，这几天视力也变得模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