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绛除了执法刚正、深谋远虑之外，还是一位难得的将才，领军作战多有功劳：《左传》载鲁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魏绛与赵武率师斩行禀；十年（公元前563年），与士鲂戍梧及制；十三年（公元前560年），佐栾黡将下军救寺；十八年（公元前555年），与栾盈以下军克寺。虽然现在因为史料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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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无法得知其行军布阵的详细情形，但却可以从“魏绛多功”的评语中想见其赫赫战功。
但难得的是，魏绛虽在晋国的对外征战中立下赫赫战功，但却不居功自傲，情愿为他人副手，多次将战功拱手让人。这虽然是魏绛谦逊有礼的作风使然，但客观上却也有利于保持晋悼公诸将领之间的和谐，最大程度上削减了因为内讧而造成的国力衰退。
四、居安思危，如履薄冰。
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宋、齐、晋、卫等十二国联合进攻郑国。郑国国君恐慌，因而命人向十二国中最为强大的晋国求和。在晋悼公的授意下，其他十一国也停止了对郑国的围攻。郑国国君为了表示对晋国的感谢，派人赠与悼公大批礼物，其中包括歌伎十六人、乐师三人，以及兵甲齐备的兵车一百乘。
晋悼公非常高兴，以“乐之半”赐魏绛，并说：“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晋悼公时年未满三十岁，而八年之中，已九次与诸侯会盟，风光程度可谓一时无二，因而难免生出骄纵之心。
而魏绛则敏锐地觉察到了悼公骄傲自满的苗头，虽辞谢再三之后不得不将礼物收下，但却正色劝诫悼公说：“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书》曰：‘居安思危。’思则由备，有备无患。敢一次规。”（《左传·襄公十一年》）魏绛此段话，意在警告晋悼公，晋国现在虽国势强盛，但要时刻思考到危险，只有这样才能时时做好防备，避免祸患的发生。
晋悼公在听完魏绛的告诫之后，深以为愧，更明白魏绛时时刻刻都牵挂着晋国国君和百姓的安慰，因而此后对其更加敬重。
观魏绛一生，自其以家世列卿以来，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对悼公忠心不二，在晋国中兴霸权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最终因功改封在安邑（今属山西运城），死后谥号曰“庄”，后世也因此多称其为“魏庄子”。
晋悼公由雒邑回国承袭晋侯之位时，年仅十四岁，然而其从国境走入国都，从国都进入朝堂的每一步都走得从容不迫，既没有对于君位的迫切渴求，也没有对权臣世家的屈节奉承。可以说，十四岁的公子周在晋国朝堂上的首次亮相十分精彩，有力地震慑了群臣。
其后，晋悼公更是凭借其过人的政治天赋和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为晋国开辟出了一条称霸之路，成为晋国霸业的中兴者。而悼公即位之后，着手处理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整顿晋国内政，改变晋国自灵公以来已经持续二三十年的混乱局面。
晋悼公在内政方面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任用百官，起用贤良，黜免不肖。
悼公甫登国君之位，便大刀阔斧进行人事改革。首先，悼公“逐不臣者七人”，将夷羊五、长鱼矫等逢迎谄媚、导君为乱的乱臣贼子以及在厉公讨伐三郤的行动中协助长鱼矫的力士清弗魆（《史记》作胥之昧）等人，或驱逐于他国，或斩首于当街，一则显示自己的政治倾向，表明自己治理国家的决心，二则也是向中行偃、栾书等旧臣示好，为进一步巩固国君的地位寻找外在支持。
而在黜免不肖、肃清朝纲之后，悼公还注意选拔贤良，鼓励臣下选贤进能，以便为己所用。悼公在位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五年，却真正做到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使官员各尽其能、各安其职：他任命魏相、士鲂、魏颉、赵武为卿；提拔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他们传授诸卿子弟以恭、俭、孝、悌的德行；让士渥浊担任太傅之职，使其沿袭士会甄定的法度；右行辛被授予司空之职，以士芳原定的法度作为准则；军政方面则由弁纠、祁奚、荀宾等人负责。
二、恢复世家大族的地位，巩固晋国公室的统治基础。
晋国内的社会问题在晋厉公时期就已经十分突出，至悼公即位初期则已濒临崩溃边缘。而晋国当时王权衰微，悼公若要解决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就必须依靠诸卿士大夫的势力，以扩大公室的统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