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二人的这段恩怨也从大学时期一直延续至今。
当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出版后，柯勒律治第一时间就在他的地盘《布莱克伍德》上发起了抨击。
“看一看这个强大的国度吧！它的统治者和智士们对威廉·佩利、托马斯·马尔萨斯言听计从！这是非常悲哀的。难道这本四开本的书是在教导我们，贫穷将带来巨大苦难和罪恶。在那些嘴多于面包，头颅多于脑力的地方，贫困必将达到极致吗？”
而柯勒律治对于《人口原理》的抨击也并不是孤例，准确的说，在不列颠的文学圈子里，不抨击马尔萨斯的反倒成了少数派了。
甚至于柯勒律治的骂声还远不是其中最刺耳的，湖畔诗派的另一位代表罗伯特·骚塞甚至直言：“马尔萨斯是英国批评家最喜欢抨击的对象，这与其他污物排放口对他的偏爱是一样的。”
这些钟爱道德准则和田园生活的诗人甚至发明了‘马尔萨斯主义’一词，用来专门羞辱那些崇尚物质生活、精神世界匮乏无比的人。
虽然被骚塞起羞辱性外号算不得什么稀奇的事情，毕竟起名大师骚塞先生也曾经在《审判的幻景》将拜伦骂作‘撒旦派诗人的头子’，并将雪莱等人一起归到了‘撒旦派’的范畴里。
但拜伦等人好歹有着一帮热血青年支持，而到了马尔萨斯这边，就只剩下不列颠举国上下的骂娘声了。
不过他这么招骂倒也不是很难理解，因为从任何时期来看《人口原理》的几个论点都很难让自视甚高的人类接受。
在马尔萨斯看来，人类与动物没有任何区别，它们都会不断陷入互相厮杀的陷阱，直至双方都再没有力气继续打下去。
失业和贫困是人口自然规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人类无法避免这项命运，所有救济穷人、促进社会平等的措施都是徒劳。
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人类的道德观念引向冷漠甚至于残忍，破坏现有的一切道德体系，控制人口的增长，甚至默许杀婴、节育、饥荒、战争等方式来抑制人类繁殖。
最后，马尔萨斯还认为私有制同样是由于人口自然规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它与人类相伴相生，是无法消灭，也是不可消灭的。并且，它也是维系人口增长与人口生活质量增长之间平衡的最佳方法与制度。
而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马尔萨斯还以远东地区的饥荒、流行病和美洲殖民的杀戮进行举例。
马尔萨斯的这番言论一抛出来，主张用古老道德准则来促进社会公平的湖畔派当然不可能饶过他，而拜伦、雪莱等反抗者自然也对这种血淋淋的学说加以抨击。
大伙几乎一致认为，他这是在支持政府对穷人的漠视，破坏公共福利的建设进度。
但是与社会舆论一边倒的抨击相反的是，英国政府与东印度公司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现了马尔萨斯的价值。
18世纪最伟大的首相小威廉·皮特因为马尔萨斯放弃了‘多生孩子是使国家富足’的古典经济学观点，并主动放弃了他一直力推的加大赈济力度的新《济贫法》。
而东印度公司则在海利伯里学院为马尔萨斯单独开设了一个崭新的学科——政治经济学，并让他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
如果仅仅是就学术层面而言，即便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不乏谬误，但是他依然不失为一位大师级人物。
但如果是从社会层面而言……
哪怕以亚瑟身边而论，他的朋友，狄更斯、迪斯雷利、大仲马乃至于埃尔德·卡特先生，基本上都曾经发表过对马尔萨斯的批评言论，他们视马尔萨斯为遭成穷人苦难的重要推手之一。
但有意思的是，如果是从伦敦大学的角度看问题，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伦敦大学系的不少人，无论是领头羊杰里米·边沁、布鲁厄姆勋爵，又或者是即将出任伦敦地区检察总长的查理·奥斯汀，大法官私人秘书埃德温·查德威克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马尔萨斯的观点。
这些功利主义者认为在悲观事实的面前，人的同情心完全无济于事，如果马尔萨斯的观点最终被验证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并不介意在《济贫法》上继续动刀。
亚瑟正想到这里，门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泡在利物浦海关署各种文件里忙碌了好几天的约翰·密尔挂着黑眼圈推门走了进来。
“亚瑟，是有什么急事找我吗？海关署昨天下午又送了一大批新文件过来，如果多耽误一会儿，恐怕我们得四五天才能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