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不得不简单提一下，文法吏和儒生的漫长斗争了。
后人都以为，科举取士始于隋唐，但其实用文化考试选拔官僚的方法，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选出来人才，就是文法吏。
这些人一般出身小地主或没落士人，通文墨但不读经史，而是专修法条、律令之类。通过考试之后，他们可以马上执行具体行政事务，所以在压力拉满的战国时期，深受各国君主的喜爱。
李斯、李悝、申不害等一批战国名臣就是其中杰出代表。
最重用文法吏的，便是接受了法家思想的秦国，而秦王也在这帮高效严酷、崇尚严刑峻法、赏罚分明的文法吏的辅佐下，奋六世余烈，一统六合。
当然，秦朝的灭亡，也跟文法吏过于严酷有关。别的不说，陈胜吴广刘邦，都是因为耽误了朝廷的期限，按律当死，才造反的。
所以到了西汉，皇帝一面继续重用文法吏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开始将儒生引入官僚体系，来教化百姓，柔化统治，以避免重蹈暴秦的覆辙。
因此汉朝的官僚队伍，便分为对立鲜明的两大群体，文吏和儒生。文吏依旧掌握着国家机器，儒生却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垄断了话语权和释经权，渐渐占据了上风。
及至东汉后期，名士集团崛起，士林舆论渐能操纵选官，施行几百年的‘以能取人’的选官制度，变成了‘以孝行品德取人’。
这下儒生便彻底压倒了文法吏，垄断了清流高官，只将那些事务繁巨、吃力不讨好的浊官，留给文法吏。
到了隋唐，皇帝设六学一馆、分科取士，其实都是想扭转这一局面，给文法吏一个出口。无奈已经转化为文化贵族的世家大族，竟能将政策扭曲为只重进士科，让儒士依然保持着对朝廷和官府的统治地位。
儒家也随着儒士的崛起，地位不断的上升，最终在宋朝成为国教——儒教，到达了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