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因此，就有“田社”、“舟弹”乃至“父老弹”（大家合伙出钱让人担任里父老）之类的组织了。
这些结社也对民俗产生了不少影响，《逸周书》称之为“饮食相约，兴弹相庸，耦耕俱耘”。民间习惯于组织合作，经常一起耕种，还时不时一起聚餐。而官府也受到影响，一些合同就是官吏出面公证之后签署的，朝廷的政策，也会加以考虑。
汉武帝末年的时候，为了恢复国力，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负责改进农业技术。赵过综合当时的技术，提出了“代田法”，在离宫里的空地上实验，获得了成功。随后就在公田和有爵位人士的田地上进行示范，让关中和西北各地的官吏、三老等人，都来学习，然后回去教授民众。这也是历代官府都在进行的标准流程。
不过，当时这种耕作方法，需要两头牛为一组来劳作。一些人没有这个财力，赵过就提倡用换工或者计算工值的方式，把人员和耕牛组织起来。可见远至那个时代，这种组织已经很流行，也被官府接纳了。
这种民间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组织的能力。虽然名义上叫“小农经济”，但这种模式下，民间一点也不闭塞，相反，自发性的组织一直很多，大家也都乐意在闲暇时从事商业和经营性的工作。
反而是汉朝崩溃之后，为了军事和安全问题，人们被迫聚集在坞堡庄园中，才形成了自给自足的、闭塞内向的经济。但这种状态其实很低效，哪怕当时的古人也不喜欢，以至于一些坞堡主自己，在认定天下要太平之后，都想要主动废弃坞堡，回归正常的经济模式。
而在东欧当地历史上，就基本没有过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缺乏技术，毕竟如果天天就靠人力，拿着个斯拉夫传统的木棍农具，那也确实不需要组织田社合作，或者雇佣耕队什么的……
当然，文化和制度的影响也很重要。欧洲人也不是完全不会发明东西，他们也制作出一些像萨克森轮犁这样的重型农具。这种犁顾名思义，笨重到需要一个炮车似的双轮架子作为支撑，才能进行移动和工作。
不同尺寸的轮犁需要的畜力数目不同，似乎有八头牛到十二头牛不等，也有四马六牛、四马四牛这种混搭方式，但肯定都不是普通农民出得起的。小一些的重犁，也至少需要两头牛才行。但是，这些农具的发明和传播，没有让当地人形成汉朝一样的合作方式，反而使得有钱的贵族更快地兼并土地。
至于马，虽然马耕看起来是欧洲特色，但从后世统计的数据看，在中世纪，最多也就只有5%的耕地是马耕的。主要原因，还是马太贵了。像栋雷米村的达尔克家族，就被专门记述为“用马耕地的农民”，因为他们家其实挺有钱，甚至能够用马耕地。而绝大部分地方，就算马耕效率更高，大家也用不起，只能用牛、驴，乃至人力，来将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