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明朝官员的俸禄，无论是文职还是武职，都制定得很低很低，许多低级官员靠官俸基本很难维持生活，而高级官员则根本不可能靠官俸维持他们豪华的生活。
所以，地方官的实际收入大多来自地方税收的截流（俗称“火耗”），而京官的很多收入来自地方官员的馈赠。这是实际情况。
举例来说，算一笔小账吧，一个县官，正七品，年俸90石米（一个月差不多7石左右），也就是6372公斤米，每人1年就算吃掉180公斤米，这些米也只够35个人吃一年。
但这只是理论上。
因为实际情况是，有40%的米是拿不到手的，那一部分光明正大地被朝廷折换成别的东西，例如绢布、棉布，甚至一些零碎的小东西。
这样一算下来，就米这一块儿，年俸撑死可够20个人吃的。
够20个人吃不是很多吗？
不，别忘了，那是古代，一个县令怎么也得有几房小老婆吧？再加上孩子们、仆役们，一家哪止20个人呀？
关键是一家子除了县令，其他人都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这就难怪大明流传下来这样一个故事了。当初洪武年间，弘文馆学士罗复仁（朱元璋的幕僚）过得很清廉，因为没有钱买不起房子，因此只能住在郊外的一座破屋里，朱元璋有一次跑到他家里，看见两间破瓦房外一个民工正在提着桶刷墙，他就问罗复仁在哪里？没想到这位仁兄一见皇帝大惊失色，跪下来说：“臣就是罗复仁！”这令朱元璋感觉到尴尬和惊讶。
因此，如果都按照大明制订的官俸标准，十个大臣得有十个吃不饱穿不暖的。这也是大多数官员不得不靠以权谋私混点吃喝的银子的原因。
一万两银子什么概念？
尽管大明银子的购买力一直处于波动的状态，有时候价值高一些，有时候价值低一些，但最低时候也可以相当于现在的200多块钱，最高时候可以相当于现在1000块钱。
即便以最低价值算，一万两银子是多少？而且还是提前支付。
这个诱惑力可想而知了。
邸报一刊登出来，朝野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