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征赋税就更不用说了，这似乎是古代打仗时必须要做的事儿。
后来，三个继杨镐担任辽东经略的官员，其中一个在作战中被杀，而另外两个根据皇帝的命令被处死。
其中被处死的一个便是熊廷弼。
熊廷弼不仅自己丧了命，还成为明末党争的焦点人物之一。
大明高层官员由争论熊廷弼是否有罪，发展成为更尖锐的矛盾冲突，官僚对明朝的崩溃无疑负有很大责任。
当时大多数人都打心里认为，1619年之战大明实际上不可能取胜。
许多奏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大明军队匆匆召集，缺乏指导，未经训练，供应不足，装备落伍，纪律涣散等……
在披露者中，以后来的内阁大学士徐光启最有辩才。徐光启指出了明军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玩忽职守。
可因为没有对整个历史大背景的精准把握，让他只看到官员玩忽职守，好像是为了回避制度问题，失败只是因为偶然的因素与个人的错误所造成的。
如果只是这样看，很难解释为什么会一再重蹈覆辙？为什么装备不足的问题无法改变？为什么大明将领用兵总是暴露其侧翼而听任满洲军队冲击？又为什么一再让小规模的部队被消灭而主力军团闲置不用？为什么没有找到遏制满洲骑兵的有效方法就贸然进攻……
太多太多的为什么。
显然，即便辩才优秀如徐光启，也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又或许，根本很难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