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廷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和平外交模式，影响有明近三百年。
但“不征”只是明廷对内设定的最优外交目标，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武力。
明廷的目的在于以武力为后盾，力争以不动兵戈的方式实现威服众邦，构建以明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格局。
而具体交往模式的选取，又与交往对象在明朝外交层级中的位置有关。
明成祖朱棣登基后，锐意沟通域外国家。在郑和之前，他派遣尹庆于永乐元年（1403年）出使了古里（又称古里佛）、满剌加（当时尚未建国），又于永乐二年（1404年）出使了爪哇和苏门答腊。在郑和下西洋初期，明成祖又发动了南征安南（越南古称），将之纳入明王朝版图。
“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远可控满剌加，为郑和后续的下西洋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西洋朝贡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
但随着大明王朝国力的衰退，外交规模日渐式微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外交理念与西方国家又大大不同，甚至背道而驰，结果朝着两个方向发展。
以后来历史的发展为鉴为依据，西方那种倾向于侵占、扩张、积累式的外交，或者说“野蛮”式的外交，似乎比大明所谓的“不征”要更胜一筹。毕竟后来的落后挨打是事实，而落后挨打之后再反省去学习，相当于绕了一个大弯子。
朱翊镠深知历史的走向，当然不会继续海禁乃至闭关锁国，对外界一无所知，想着一定要积极地推行外交。
即便廷议上有反对的大臣，但也只是走走形式让他们畅所欲言。
朱翊镠是不会听那些大臣的。
在他看来，出使他国交流学习是历史大势所趋，而且适当时刻也要扩张积累，他绝不会逆历史潮流而动。
当然，在廷议之上，朱翊镠没有提到扩张积累，只说出使他国。
而且在此基础之上，朱翊镠决定逐步解除海禁，促进海上贸易。
这一政策主张，依然有支持有反对的，可朱翊镠的决定不会改变。
朱翊镠的强势，在推行京察时，朝中大臣就已经见识过了。
所以反对的大臣虽然大有人在，但反对的气势却相对不足。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朱翊镠的先见之明，实在过于“妖孽”，所以朝中大臣包括大明子民都打心里认可朱翊镠的强势，或者打心里说佩服。
毕竟朝中大臣没有一位有朱翊镠懂得多，对国外的形势别说能道出个子丑寅卯来，胡扯都扯不出两句来。
朱翊镠就不一样了，什么都是张嘴就来，而且有理有据，还时不时地从嘴里蹦出一两个闻所未闻的词语。
试问那些反对的大臣又哪有多少底气？以致于反对的声音虽然有，虽然可以说出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但别说朱翊镠原本就打算将反对的声音屏蔽，即便他不这么做，又有多少人真有那个实力与他争辩出一个结果？
如此一来，关于出使他国的决议，包括与之伴随的逐步解除海禁的政策，在廷议上顺利地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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